为黄允箴《中国民歌与风土》而作歌从“风土”来-国音爱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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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黄允箴《中国民歌与风土》而作 歌从“风土”来-国音爱乐

乔建中(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员,张炘炀中国音乐学院、西安音乐学院特聘教授)
中国自古有记录整理本民族民歌的历史传统,也有从不同方面归纳总结民歌构成规律和文化价值的学术传统。然而,自 20 世纪初开始,由于受到西方文化思潮和新文化运动的影响,民歌的记录整理和学术研究不期然进入了一个全新的时期。我本人习惯上称之为“民歌整理的现代时期”。这个时期与以往“民歌整理的传统时期”究竟有何不同?我的看法是,二者在整理研究的对象上并无大异,但却在目的、观念、方法、视角上有了分野。我们知道,古代民歌记录整理,开始于西周王朝,乃出于最高统治者“观风俗,知得失”之需要,自上而下、持续数百年,至春秋中叶,整理结集而成《诗经·风》。秦汉以降,朝廷设立“乐府”,力图从国家层面强化这一制度。在此之后,民间的这种率性之唱,又成为历代一些有民本思想的文人学士关注的对象,他们从文学创作的立场出发,收集记录了大量的唱词选本。宋代郭茂倩之《乐府诗集》、明代冯梦龙之《山歌》《打枣杆》以及清代王廷绍之《霓裳续谱》、招子庸之《粤讴》、李调元之《粤风》、华广生之《白雪遗音》等皆为“民歌整理传统时期”的优秀成果。

黄允箴著 上海音乐出版社出版
民歌整理的现代期是从“五四”新文化运动前后开始的。说起来十分有趣,它的萌生,竟然出自新文化运动的两位健将刘半农和沈兼士的一次闲聊。1918年冬雪后某日,二人在北京北海沿散步,偶然聊到民间歌谣里“也有好文章”,觉得应该想办法收集记录。翌日,刘半农便把起草好的“征集歌谣启事”报送北大校长蔡元培,蔡校长当即批复并予经费支持,中国民歌的现代整理事业就此拉开帷幕。从1918年5月至1937年6月(中间曾有停歇),共收集全国歌谣近两万首,发表研究歌谣及方言的文论百余篇。同时,出现了顾颉刚《孟姜女故事的转变》和董作宾《看见她》等极富创见的学术论文,很多文论将民歌收集整理与历史学、语言学、方言学、民俗学等现代学术科门紧密结合,酿成一种崭新的富有活力的学术风气。这就是现代文艺史上有名的“北大歌谣运动”,它为有深厚历史传统的中国民歌整理研究事业注入了一种新观念、新方法。这是“民歌现代整理”的第一层意义。
1938年,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成立前后,音乐系师生响应学校的召唤,坚持到陕甘宁一带广大民众中间收集记录包括民歌在内的各类传统音乐。他们与以往同类活动大不相同的是,直接奔赴乡间村舍,把民间的歌唱连词带曲完整记录下来。十余年内,所记录的民歌盈千累万,并先后成立“民歌研究会“”民间音乐研究会”,对陕甘宁地区的民歌展开全面研究。由此从根本上改变了以往几千年来只记录唱词而不记录音乐(曲调)、不记录歌者、采录者、采访地等的记录整理方法。此种方式,一直延续到20世纪后半叶。《陕北民歌选》(何其芳、张松如选,海燕出版社,1948)、《河北民歌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1952)、《陕甘宁老根据地民歌选》(中国民间文艺研究会编,音乐出版社,1 953)、《东蒙民歌选》(安波、许直编,新文艺出版社,1952)是这一时期民歌记录整理的优秀代表。同时,通过对不同民族、地区民歌的记录整理,开始研究民歌的传唱与生产劳动、生活习俗、仪式信仰、自然人文环境、社会生活的关系,形成了民歌音乐的多元观察视角。这是“民歌现代整理”的第二层意义。
须知,上述 20 世纪前半叶开场的这个“民歌现代整理”运动,带给此后中国民歌收集记录以及分类、分种、分区研究的影响是巨大而深远的。我们欣慰地看到,由于前辈学人积累下的这种“中国经验”,先是于1950 年代开展了全国性的民间歌曲普查活动,并陆续出版了大多数省、自治区的“民歌选集”以及第一部词曲兼备容量较大的《中国民歌》(中央音乐学院民族音乐研究所编,音乐出版社出版,1 959)。接着又于 1979 年 7 月正式启动了面及全国各民族各地区、规模空前的“中国民间歌曲集成”编撰工作,并最终于2009 年完成了30个省、自治区民歌卷本的出版,成为中国民歌记录整理历史上一座彪炳史册的里程碑。
民歌的学术研究状况同样在这一时期大为改观。1980年代以前多为“概论”性著述,其讨论范围主要围绕汉族及各少数民族民歌的流布、体裁、歌种和腔词结构特征等本体性内容。1980年代以后,随着音乐学硕士、博士教育的全面开展和学科之间的广泛交流,民歌研究深受姊妹学科如社会学、人类学、语言学、民俗学和西方民族音乐学的影响,专题性的、交叉性的研究逐步铺开。学者们依照自己的学术背景和兴趣分别选择了民歌的社会学研究、民俗学研究、语言学研究和文化地理学研究等视角,相应的学术成果也陆续出现。我们可以说这是民歌研究的一个“多向、多元”开展期,也可以说是在“民歌的现代整理期”基础之上形成的一个“民歌的现代研究时期”。黄允箴教授主编的《中国民歌与风土》,就是在以上历史和学术背景下完成的一部全面探究民歌与自然、人文环境,民歌与民间习俗等深层联系的学术新作。长期以来,民歌学界一直从“发生学”角度追溯民歌的起源,也力图从“功能论”讨论民歌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特殊意义。而《中国民歌与风土》恰恰以“风土”以及民歌与“风土”之关系来统合并回答这一学术诘问。全书通过大量例证和细致的论述,明确指出:与特定“风土”相关的物质生产、物质生活以及由此而生成的各种民俗现象,让中国人的生活样态无比生动多样,而中国大地上千千万万的“歌”恰恰也是因面貌各异的“风土”而生,这是极富新意也在一定意义上抓到了问题本质的超好选题。
“风土”一词,渊源甚古,最早见于《周语·国语》重生娱乐大亨,是古人对于所在特定地域自然环境和风俗习惯的统称,具有极高的概括性。它可以把一个地方的土地、山川、气候以及人的生产、生活、风俗等包揽无遗。一“风”一“土”,几乎穷尽了人所生活的自然、社会、物质生产、精神创造等各种因素,也集中反映了我们祖先把握客观世界的非凡智慧。早在战国时代,人们就认识到不同“风土”对于植物乃至社会风气的影响。非常有名的“橘生淮南”故事里说:晏子使楚,楚王本想为难他,但他的一席话反而使楚王受窘:“婴闻之,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叶徒相似,其实味不同。……今民生长于齐不盗,入楚则盗蜂花檀香皂,得无楚之水土使民善盗耶?”听完晏子的一番话,楚王只好说:“圣人非所以熙也建邦枫景,寡人反取病也。”(《晏子春秋·杂下之十》)这里,晏子以物喻人,讲出了一番不同的“水土”,如何影响了同样的植物和人的秉性的大道理,成为千年传颂的至理名言3377事件。我还在英国音乐家威廉姆斯的《民族音乐论》读到一段趣闻:旧金山的葡萄园种植者曾把法国的葡萄苗移植到他们的果园里,天长日久,他们惊异地发现,新长出的葡萄苗含有一种特别的香味。由此证明了“风土”所具有的伟大力量!因此,西方葡萄商界流传着很多关于葡萄酒与“风土”相依关系的赞语,如,风土,香槟的灵魂!风土,法国葡萄酒命名之根源!等等。
总之,无论中外古今,对于风土(环境)如何影响人的生活,又如何启示激发人们的艺术创造,都有各自精彩深刻且具有真理性的认知。
正是基于这样的认知,本书作者选择了自己的这个特殊表达方式。表面看,“中国民歌与‘风土’”之名质朴平实,但它却是一个有着深刻理论意义的学术命题。它关涉民俗、关涉历史、文化和社会,也为进一步思考“中国文化与风土”乃至“人类文化与风土”这些属于人文地理学、文化人类学范畴的研究提供了一定的资料基础。以往在这一领域中已有不少专题性成果,但从整体性进行全面的归纳研究而言,《中国民歌与风土》是有关这一专题的第一部著述。因此,它在中国民歌研究领域的开拓性、启示性的意义不言而喻。以我本人的粗浅认识,本书在如下几方面体现出自身的学术价值。
一、纲目设立和资料引用。中国“风土”的千姿百态决定了民歌品种、题材内容、曲目及其音乐表达语汇的多样化,或者说,有什么样的物质生产方式、有什么样的物质生活内容和社会组织、岁时节日、人生礼仪民俗行为,就有与之相应的民间咏唱。为了论证二者的这种相依想存的内在关联,全书提炼出十个大主题,即稻作歌、渔歌、茶歌、牧歌、脚户歌、婚嫁歌、生养歌、叫卖歌、酒歌和龙船歌。这些品种几乎含盖了所有生产、生活、礼仪民俗即不同“风土”中传播的民歌,以此为总纲,全书在每一总主题下又分立若干个“亚题”,如茶歌再分为九大分标题:引论、催茶歌、制茶歌、贩茶歌、名(茗?)茶歌、请茶歌、仪式茶歌、佛茶歌、茶舞歌等。它们包罗了与茶相关的生产、生活、礼俗等全部内容。“亚题”之下就是多姿多彩的民歌曲目,但每题曲例数目不等,少则一二,多则五六,全书共列曲例两百余目。通过三个层级的排列阮裕焚车,全书论题、纲目形成了一个有关“风土”与某类民歌的一种有序的全息性架构。为此,作者用数年时日,翻遍了全部正式出版的《中国民歌集成》各省、市、自治区卷,同时,也细致查阅了近半个世纪出版的各省区民歌选集以及与民歌相关的历史学、民俗学、地理学文献,颇有民国时期“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倡导的“上穷碧落下黄泉,上山下海找东西”的“一网打尽”精神,费力之巨,令人肃然起敬。
二、实证方法。民歌研究可以采用多种方法,特别是近三十年,已酿成一个“方法论”的高热时代。但说到底,方法是为学术研究的终极目的服务的。本人的主张是“对象第一”,对象“决定”方法,“方法存在于对象所拥有的特定方式之中”(张承志《心灵史》宁阳信息港,这里引文是大意)。本书作者针对自己具体的学术目标,先立纲目,再用大量的曲例和相关著述的文献论证“民歌与风土”之关系,很自然地采用了“实证性”方法,即以民歌曲目为主,再辅以相关历史故事、文献记叙、民间传说和歌者生命历程等,多方面相互印证,以分别达到可立之结论。往日,此种“实证性”论述方法常遭“述而无论”、例“丰”而文“瘪”的非议。但如前所云,本书中的每一谱例都是作者在浩瀚的“集成”曲目中反复查找、精心挑选出来的,每一首民歌都在与某种“风土”的关系上有它不可替代的典型意义,也都是民间歌唱家们在自己的生产、生活实践中创造再经过千百年的磨打润色而后流传的,它们自身的词曲内容本身已经是某种“风土”的活态呈现,加上作者有针对性的细致分析,即成为本书的一个鲜明特征。傅斯年先生在《诗经讲义稿》谈及“我们怎样研究诗经”时,特别强调“在诗本文中求诗义”。(傅斯年《诗经讲义稿》,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12 页。)同样,要解决民歌与“风土”的关系,也应该通过阐释歌之“本体”而求歌之“义”。不认真深掘这些民歌腔词的蕴含,无法最终解释它们与“风土”的关系。
三、理论建树。我在前面反复地说,本书的主旨是探讨民歌与“风土”的关系。但认真读完本书之后,我们才渐渐悟出作者还有一个更高的目标,或者说本书想要达到一个更有学术意义的结论。这就是:民歌之“发生”,离不开自然景观、生产生活、民俗信仰和方言语音等四大因素的影响,而这些因素又受到特定“风土”的某种制约。故,一言以蔽之:歌从“风土”而来!这样的结论,修正了书名所标示出二者的那种“平行”关系,而将“风土”变为主体、主因、导源,即“风土”才是歌唱“发生”的基因。没有“风土”的千差万别,就没有歌唱的丰富多样。本书从头到尾、举纲张目、广征博引、曲例数百,无非是想告诉人们,“风土”是人类生存的前提和基本条件,也是人类选择不同物质生产方式、不同物质生活行为以及由此而形成的物质生产民俗、物质生活民俗、社会组织民俗、岁时节日民俗、信仰民俗等等的渊源。于是,作为各种民俗生活不可缺少的伴物,民众的歌唱便由此而发生厦门小猪网,并沿袭传承、历万千年而未衰。
有道是:
风土,人类文化永不枯竭的源泉!
民歌,因风土而诞生的人文瑰宝!
原载《人民音乐》2016年第11期,本文经作者授权转载。
编辑:田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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